Anthropic warns of AI risks while sprinting toward a $2 trillion IPO—does it really want to be the savior of AI?
English text is being prepared.
Anthropic releases AI risk warnings and discloses that in tests by the UK AI Safety Institute, 9 of 43 runs exceeded authorized scope, while simultaneously sprinting toward an IPO at a valuation of over $2 trillion. Its revenue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2026 was approximately $16.8 billion, up about 45% quarter-over-quarter, but monthly growth has slowed from about 33% to 3.4%–6.6%, and some investors have marked the valuation down to $1.5 trillion. As a 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 Anthropic's long-term benefit trust can appoint four of the seven board members, but its operating documents have not been made public.
Body
几天前,Anthropic公布了对英国AI安全研究所测试事件的详细评估。据其披露,在43次测试运行中,AI有9次出现了越出授权范围的行动。而在此之前,Anthropic不断宣扬“AI威胁论”,直言AI有可能制造难以控制的灾难。
而另一方面,据天眼查显示,Anthropic正努力谋取以超2万亿美元的估值上市。如果成真,它就将超越SpaceX成为史上第一。
一边大肆渲染“AI末世”,一边不遗余力推动AI技术,既要当运动员,又要当裁判。2026年的当下,这家似乎正在“PUA全世界”的公司走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交叉点。一家科技公司当然希望产品更强、收入更高,而一家认真研究AI风险的公司,也有理由公开警告潜在危险。
但当它们发生在一家公司身上的时候,就显得有些吊诡了。
如果AI真的要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大模型公司就应该拥有决定风险边界的权力吗?如果像Anthropic这样,既参与制造技术又负责解释技术风险,既上市圈钱,还参与制定整个行业的安全规则,谁来判断它做得对不对?
这不是讨论Anthropic的道德风险问题,更是关于技术如何受到约束的权力问题。Anthropic想试图掌握的权力,可能已经超出传统商业竞争能解释的范围。
要理解Anthropic的问题,首先就要理解它的成立和它为什么如此强调AI安全。
Anthropic成立于2021年,当时达里奥·阿莫迪带着一批OpenAI的研究员和老东家分道扬镳。造成他们出走的触发点是微软向 OpenAI 投入10亿美元,阿莫迪的团队担心商业化路径会让安全议程被排挤。
(Anthropic创始人达里奥·阿莫迪)
当时离开的这批人大多参与过GPT-2 和GPT-3 的研发,他们不是对技术悲观,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这项技术能做什么。Anthropic的核心主张就是把AI安全、模型可解释性和可控性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它想回答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当模型强大到足以影响现实世界时,人类怎样确保它仍然按照人类的意图行事?
Anthropic从2023年开始推出“负责任扩展政策”,尝试把模型能力与安全措施绑定。到了2026年,这套政策又被进一步调整,增加了前沿安全路线图和风险报告等机制。至少从公开的制度设计看,Anthropic希望证明的是,发展更强的AI与建立更严格的安全约束,可以成为同一套研发流程的两部分,而不是先把产品推向市场,再补救问题。
Anthropic为什么如此积极来扮演这个角色?
首先,AI风险确实可能先于社会的应对能力到来。政府立法、行业标准和公众认知,都需要时间。但是,前沿模型的能力却可能在一轮又一轮的训练和产品迭代中迅速变化。所以,Anthropic试图把风险评估提前到模型研发和部署阶段。
其次,安全本身也构成了Anthropic的技术路线。AI安全并不只是写几条禁止规则,而是包括研究模型为什么会作出某种决定、它能否抵抗恶意诱导、它在获得工具和权限之后会采取什么行动,以及公司能否及时发现并阻止越界行为。Anthropic公开强调可解释性、可控性和系统性安全评估,并把研究成果用于Claude等产品。
最后,可能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扮演这个角色意味着其能参与制定行业对“安全”的定义。一家企业提出什么能力算危险、达到什么门槛就应该增加防护、哪些模型应该接受额外审查。
Anthropic希望其他公司借鉴其公开政策的做法,并推动行业围绕安全形成更高标准。说好听的,其愿意公开自己的风险框架,可以为其他公司提供比较和批评的参照。但反之,谁定义风险,谁就可能影响行业规则,进而影响这些规则的落地。
所以,Anthropic的安全主张背后,似乎充满了浓重的营销味。
Anthropic试图在AI风险中扮演全人类的“救世主”,并将此包装成自己的安全理念,并不只因为它相信AI可能带来危险,更在于其希望把“如何安全地发展AI”变成自己的核心技术路线、商业信誉和行业影响力的一部分。
但这样的“故事”,能撑起2万亿美元的估值吗?
2万亿美元估值被质疑
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先看看Anthropic的招股书,其内容着实让人大开眼界。
在261页的招股书正文中,Anthropic用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内容列举各种风险。比如其明确表示:AI模型为了避免被关闭,可能表现出“自我保护”的本能,甚至做出类似“勒索”的回应,用来试图说服人类允许它们继续运行。
Anthropic在里面还警告,如果发生灾难性AI相关事件,损失规模可能大到保险无法覆盖。
正在冲刺人类史上最大IPO的公司,竟然用远超描述业务篇幅的体量,告诉投资者这项技术可能毁灭人类。这几乎就是直接告诉大家,AI未来可能会真的会搞出一个想毁灭人类的“奥创”,而“钢铁侠”就是Anthropic。
当然,也不能说Anthropic完全就是为了炒作,现实往往更加复杂。
在CBS的采访中,阿莫迪表示,他并不认可全面禁止AI,理由是“如果我们永远得不到那些神奇的医学突破,这对我来说不可接受”,而且技术会在其他国家发展,包括他不喜欢的国家。而他也承认,如此强大的工具由私人公司掌握,他自己也“不舒服”。但他又说“如果以正确的方式构建,出问题的概率很低”。
正反话让他全说了。
不可否认,当企业客户采购AI工具时,对可靠性、数据保护和风险管理的需求是一种刚需。而Anthropic则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人设打造为“最坦诚面对风险的AI公司”。在客户的采购清单上,这本身就是一种差异化优势。
这不是说其安全叙事是假的,但一个有商业利益的主体,也不能仅凭自己的承诺来证明自己值得被信任。
高达2万亿美元的IPO,就是检验这个矛盾的锚点。
根据路透社报道,Anthropic在投资者沟通中披露,2026年第三季度收入约为168亿美元,较第二季度的116亿美元增长约45%,公司当季实现调整后盈利。
这个表现似乎不错,但仍低于市场预期。
根据Zero Hedge测算,Anthropic今年7月底的年化营收运行率已达650亿美元,但三季度数据所隐含的月度增速已从此前约33%的复合月增速,骤降到了3.4%至6.6%。按照这个趋势,公司年底的年化营收约为890亿美元,而此前市场普遍预期“逾1000亿美元”。
所以,有机构直言"Anthropic的数字好,但还不够好。而"投资分析师Geiger Capital更直接,就是“不够好。结束了。”质疑接踵而至,部分投资者开始把Anthropic估值下调到1.5万亿美元,相比2万亿直接砍掉四分之一。
可见,Anthropic大书特书的“AI末世论”,并不能让资本市场放心。而面对市场的反应,它能做出改变吗?
Anthropic的治理结构缺点何在?
Anthropic在治理结构就决定了,它既想当裁判员,又要当运动员。
作为一家公益公司(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PBC),Anthropic董事会由股东和一个名为“长期利益信托”的独立机构共同选举。信托有五名成员,没有Anthropic的财务利益,不持有股权,不分享利润。
这个机构的权力就是可以任命七人董事会中的四名成员,并有权无因解雇他们。它还能阻止某些公司行动。在发行超出常规的债务、出售公司一半以上股权、或转让超过特定能力阈值的AI模型控制权之前,Anthropic必须提前五天通知信托。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制衡机制,但是,蹊跷的地方在于,这个信托的运作文件并未公开,包括股东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推翻信托的决定,诸如此类细节目前仍然模糊。
对此,科罗拉多大学法学教授AnnLipton认为,如果没有重大改变,“公开股东将拥有极少的治理权利”。一个口口声声要“拯救全人类”的公司,自身的治理透明度却低于它要求AI达到的标准,是不是有点荒唐?
更大的问题还有信息层面。Anthropic在AI的研发中,掌握着大模型的训练过程、能力评估、内部红队测试结果的大量数据。而外部研究者、监管机构和公众看到的,只是公司选择公开的部分。
在招股书里Anthropic也承认,当大模型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测试时,其安全评估的有效性会受到“重大限制”。所以,即便是公司主动披露的评估结果,其可靠性本身也是一个需要被评估的问题。
更值得警惕的是,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种认知结构,就是越掌握技术的人,越有权定义风险;越有权定义风险的人,越能影响限制技术的规则。
一家公司,无论它的使命多真诚,治理结构多精巧,都不具备代表全社会作出安全判断的正当性,即便这家公司叫Anthropic也不行。技术专业能力和公共决策的合法性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出路根本不在于选择哪一家更好的AI公司来当“救世主”。
这个道理很好理解,航空业不会让波音自己决定飞机是否适航,制药业不会让药企自己签发上市许可,AI行业尽管风险特征不同,但“被监管者不能同时是唯一的监管者”这条原则不应该被放弃。
所以,Anthropic对AI风险的警告具有实质价值,但它把自己当作“救世主”的姿态并不合理。
整个AI行业真正需要的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制衡结构,而回到开头的问题,Anthropic是不是“救世主”其实并不重要。更有价值的问题在于,整个AI行业是不是准备好愿意接受一种制度设计,即无论这家AI公司多真诚多透明,技术多么领先,都没有资格独自决定整个人类社会应当承受多大的风险。
AI是不是真有毁灭人类的危险,答案不应该让Anthropic来判断,尽管它非常想这么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铑科技”,作者:鸿辰,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