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vil service exam applicant numbers hit a new high, so why are civil service exam prep providers like Huatu Shanding and Fenbi finding it harder and harder to make money?

**要点**

**1. 考公热是职业风险重估，不只是偏爱稳定**

2026届高校毕业生预计1270万人，房地产、互联网等岗位收缩，体制外收入增长和保障预期下降，稳定工作吸引力上升。

**2. 培训需求大不等于机构能赚钱**

考生真正想买录用结果，机构只能卖教学服务；协议班和培训贷放大预收款与退款责任，导致退费纠纷和现金流风险。

**3. 招录缩减直接压缩面试培训市场**

国考、省考招录规模下降，高价面试培训客户量受限；华图山鼎称2026年国考与省考合计招录约21.67万人，同比下降14.3%。

**4. 互联网、AI和监管共同压低利润**

免费题库、低价课和AI批改削弱基础课定价，线下网点成本难迅速压缩；粉笔2026年上半年培训收入降17.5%，毛利率从54.0%降至41.8%，监管也约束结果保证式宣传和预收费。2026-10-28 00:10年轻人热衷考公，但公考培训机构却越来越难赚钱秦朔朋友圈速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秦朔朋友圈 ，作者：纪中展

2027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刚刚结束，截至10月24日16时，已有302.5万人通过资格审查，竞争35691个计划录用名额。平均下来，约85个人争一个岗位，尽管今年的过审人数较上年有所回落，但考公的竞争依然激烈，当然这需要注意的是，国考招录名额已经连续两年减少，2027年度比上年又少招了约2400人。

照理说公考培训机构应该高兴才对，考试越难，竞争越激烈，考生越需要花钱购买课程和辅导服务。而且每年都有几百万人报名，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会重复备考，这样的市场怎么看都是一门绝佳的生意。

但几家公考培训上市公司的财报，却讲了另一个故事。2026年上半年，华图山鼎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0.49%，净利润下降84.71%；粉笔营收下降约16.3%，由盈转亏；中公教育虽然实现盈利，但公务员招录培训业务收入仅增长0.14%。

事情还不止于此。为了争夺考生，一些培训机构推出了考不上可以退款的协议班，甚至把贷款也引入培训生意。结果原本帮助年轻人争取职业机会的机构，却因为招生承诺、退费困难和培训贷款纠纷，频频受到消费者质疑，甚至有些机构还濒临倒闭。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出现了：几百万人争着考公务员，但靠这几百万人做辅导生意的培训机构，日子反而越来越不好过？

这背后不仅有培训机构的经营问题，还藏着中国年轻人职业选择的变化。

中国年轻人为什么爱考公？

中国人爱考公务员，并不是这几年的新现象。

1994年首届国家公务员考试只有约4400人报考；2003年通过报名审核的人数达到12.5万；到了2026年度国考这个数字已经达到371.8万。三十多年间，公务员考试从一种新的公开招录制度，变成了每年都会吸引数百万人参与的职业竞争。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就有对体制内工作的偏好。稳定的职业身份、相对完善的保障，以及公务员职业所具有的社会认同，使得它在不少家庭和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中占据重要位置。尤其在一些中小城市，一份公务员工作，不仅意味着一份收入，也意味着一种相对稳定、可预期的生活。

但如果只用中国人喜欢稳定来解释今天的考公热，恐怕还没有反映当下的环境。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互联网、房地产、金融等行业曾经创造了大量高收入岗位。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进入一家快速发展的企业，可能意味着几年内收入倍增；如果赶上一个新产业，甚至有机会通过公司的成长快速改变命运。

那时候公务员的稳定固然令人羡慕，但体制外的机会同样诱人。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互联网等行业告别高速扩张，一些过去令人向往的工作，开始面临降薪、裁员和职业发展空间收窄的问题。与此同时，高校毕业生规模还在增加，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270万人，比上年增加48万人。

对于刚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找工作的难度不只是能不能拿到一份录用通知，还包括这份工作能做多久、收入能否持续增长、五年之后还有没有发展空间。

公务员职业本身并没有突然变得更好。发生变化的，是它与其他职业之间的比较。当一些企业岗位的收入增长预期下降，职业风险上升，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自然就显得更有吸引力。

这笔账也不只是年轻人自己在算。对于不少普通家庭来说，培养一个大学生已经投入了十几年时间和相当可观的教育成本。毕业之后，父母希望孩子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够逐渐独立生活，也能够对未来的住房、婚育作出安排。

在这种情况下，一份收入可能更高、但不确定性也更大的工作，和公务员岗位相比就显得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所以新一轮考公热与其说是年轻人突然不愿意冒险，不如说是他们正在重新计算不同职业的风险和回报。

当体制外的增长机会不再像过去那样充裕，稳定就从职业选择中的一个优点，变成了越来越多人愿意优先争取的东西。

当考公成为一门生意

有考试，就有人做培训。1994年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制度建立之后，随着招录逐步走向公开化、规范化，围绕考试的教材出版、考前辅导和培训服务，也慢慢形成了一个独立市场。

这门生意有两个很好的关键要素：

1.考试内容相对标准化。行测、申论等科目有相对稳定的考试要求，培训机构可以组织教师研究题型、编写教材、开发课程，再把一套成熟的教学体系复制到不同城市；

2.考生每年都在更新。应届毕业生不断进入市场，没有考上的人也可能继续参加下一年的考试。只要公务员职业保持吸引力，培训机构就不缺潜在客户。

于是，从教材、题库、录播课，到笔试培训、面试集训，公考培训逐渐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产品体系。华图、中公、粉笔等机构先后做大，行业里也出现了上市公司。

这曾经是一门很不错的生意，课程可以重复销售，教研成果能够在不同地区使用，招生规模越大，部分成本越容易摊薄。全国性的品牌和网点，又能帮助机构获得更多学员。但这门生意也有一个先天的难题，考生真正想买的是考上公务员的机会，培训机构能够卖给他的，却只有教学服务，这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一个考生花几千元、几万元参加培训，最终能不能考上，不仅取决于老师教得好不好，还取决于自身基础、岗位竞争和临场发挥。培训可以帮助他提高成绩，却没有办法增加录用名额。

更麻烦的是，消费者往往很难在付款之前判断课程究竟值不值。为了让考生相信花钱有用，机构需要展示名师、教学成果和成功案例。但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里，仅仅承诺把课教好，显然不如承诺考不上可以退款有吸引力。

于是协议班出现了。这类课程通常收取较高学费，约定考生没有达到特定考试结果，可以获得全部或部分退款。对考生来说，这听上去很划算：考上了，学费花得值；没考上，还可能把钱拿回来。

对机构来说，协议班则有另一层意义。它不仅提高了报名转化率，还能够让企业在开课以前就收到一笔可观的学费。招生越多账面上进来的现金就越多。但这笔钱有一个问题：今天收进来的学费，有一部分可能是明天必须退还的。

如果机构把大量预收款用于开设网点、支付工资、营销和扩张，却没有为未来可能发生的退款留下足够资金，那么招生时看起来不错的现金流，几个月后就可能变成巨大的财务压力。一旦招生放缓，或者大量考生集中申请退款，企业就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履行承诺，这就给培训机构带来了致命风险。

有些机构还把贷款引入了这门生意。一个尚未就业的年轻人，可能拿不出几万元培训费。销售人员于是向他介绍分期付款或者第三方培训贷款。考生签订借款合同，贷款资金用于支付学费，机构则能够提前收到培训款项。

对机构来说，原本付不起钱的考生，现在也能报名了。但对于考生，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培训合同和贷款合同是两回事。即使考试失败，符合培训机构约定的退款条件，还需要去还第三方金融机构的学费贷款，如果培训机构没有及时退款，或者以各种理由不退款，考生仍可能需要继续偿还本息。公务员没考上债务倒先背上了。

这并非只是理论上的风险。2023年，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考公考研教育培训市场消费调查报告，共获得11588份有效问卷，并对11家机构进行实地体验。调查反映出诱导培训贷款、退费困难、宣传与服务不符等问题。其中，40.2%的受访者认为，缴费前工作人员存在诱导使用培训贷款的行为。

这种事的恶果在于，一家培训机构越来越依赖预收费维持经营，又没有能力兑现退款承诺时，它卖出去的就不只是一门课程，还包括一笔未来可能无法偿付的责任。而就在一些机构为过去的扩张付出代价时，这门生意的外部环境也开始发生变化。

首先是招录岗位减少。公考培训的产品中，笔试课程相对容易标准化，收费也更容易受到竞争影响。面试培训则需要现场模拟、教师点评和个性化辅导，通常能够收取更高的费用。但高价面试培训面对的，并不是几百万报名考生，而是其中进入面试环节的一小部分人。华图山鼎在2026年半年报中提到，当年国考与省考合计招录规模约21.67万人，同比下降14.3%，对面试培训业务产生了影响。考试报名再热，也不能改变高价面试培训客户数量受到招录规模约束的事实。

另一个变化来自互联网，尤其是AI。过去，考生想系统学习行测和申论，往往需要购买教材、课程，或者参加线下培训。现在，网上有大量免费题库、低价课程和真题解析。地方培训学校、面试工作室乃至独立教师，也可以通过短视频和直播直接招生。

AI又把这件事往前推了一步。刷题、错题分析、申论辅助批改，越来越多原本需要教师参与的工作，可以交给智能工具完成。它当然也能帮助培训机构降低成本、开发新产品，但当同样的能力被越来越多的机构掌握，课程就更难维持过去的价格。

技术进步未必只让企业赚到更多利润，也可能让消费者花更少的钱。对于那些拥有大量线下网点、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大型机构来说，压力尤其明显。过去支撑全国扩张的组织体系，在收入增长时是优势；当课程降价、招生波动时，也会变成不容易迅速压缩的成本。

粉笔的财报提供了一个样本。2026年上半年，其培训服务收入同比下降17.5%，毛利率从上年同期的54.0%降至41.8%，员工总数从2025年末的7005人减少至5963人。

与此同时，监管也开始对结果保证式宣传、预收费管理等提出更明确的要求。2026年6月，北京市出台相关规范管理措施，进一步约束部分培训机构过去依赖的招生方式。

回头看，公考培训行业经历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过程。

最初公务员考试制度化创造了培训需求。随后，报考人数增长、课程标准化和全国性渠道扩张，让它成为一门能够迅速做大的好生意。但为了在竞争中获得更多学员，一些机构把收费与考试结果绑定，又通过贷款等方式扩大消费者的支付能力。规模做大了，退款责任和资金风险也随之积累。

当然想考公务员的人依然很多。但从有生意，到成为一门好生意，再到今天越来越难赚钱，公考培训行业的经历说明了一件事：客户很多，并不意味着企业一定能赚钱；收入做得很大，也不意味着商业模式经得起考验。

有的国家，考公务员也是一门大生意

公务员考试培训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生意。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有公务员招录制度，但围绕考试形成的培训市场，却有很大差别。

与中国比较相似的是印度。

在印度，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同样是许多年轻人的重要职业目标。稳定的收入、社会地位和职业保障，使一些公共部门岗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印度联邦公务员委员会（UPSC）组织的公务员考试，每年吸引大量考生参加，最终录用人数却相当有限。

围绕这场考试，印度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培训产业。在新德里的穆克吉纳加尔等地区，培训学校、书店、宿舍和餐饮服务聚集在一起。大量年轻人来到这里，花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备考。公务员考试不仅养活了培训机构，还带动了一整套围绕考生生活形成的地方生意。

但印度的培训市场，同样存在招生宣传和消费者权益方面的争议。2024年11月印度中央消费者保护局出台针对培训行业误导性广告的指导规则，重点约束机构利用考试成功案例、录用结果和不实承诺吸引学员的行为。

这与中国公考培训面临的问题有相似之处：考生最在意最终结果，培训机构却不能保证结果。越是竞争激烈、收费较高的市场，机构越有动力用成功案例证明自己，消费者也越容易把教学服务与录用机会联系起来。

日本则是另一种情况。日本的国家和地方公务员考试有不同类别与选拔程序，围绕考试也形成了专门的辅导学校和培训课程。不过，除了笔试，公务员录用还涉及面试等后续选拔。培训机构可以帮助考生准备考试，却无法决定最终录用结果。

美国的情况又有所不同。美国联邦政府没有一场覆盖所有公务员岗位的统一录用考试。不同职位根据工作要求，采用经历审查、专业测评、笔试或面试等不同方式选拔。部分州、市和特定岗位有公务员考试，也存在相应辅导服务，但很难把全国所有公务员求职者纳入同一套培训产品。

几个国家比较下来，会发现一个规律：公务员培训能不能成为一门大生意，不只取决于有多少人想进政府部门，还取决于考试内容能否标准化、课程能否重复销售，以及岗位竞争是否足够激烈，让考生愿意花钱提高成绩。

中国和印度在这些方面有不少相似之处。日本形成了与自身招录制度相适应的辅导市场，美国则因为招录方式更加分散，缺少一个覆盖联邦公务员岗位的统一培训市场。所以，公务员培训产业的规模，不完全取决于教育机构有多会做生意，也取决于一个国家如何选拔公务员，以及公共部门岗位在整个就业市场中具有怎样的吸引力。

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想进体制内，我们真正应该关心什么？

回到2026年度国考。283.1万人实际参加笔试，竞争38119个录用名额。至少有279万人最终没能通过这场考试获得公务员岗位。有人继续参加省考、事业单位考试，有人决定再准备一年，也有人重新回到企业招聘市场。

对每一个年轻人来说，这都是自己的职业选择。希望工作稳定、收入可预期，没有什么不合理。公务员承担着重要的公共服务职责，也需要吸引优秀人才。但如果把目光从某一个考生身上移开，看看几百万人共同参与的这场竞争，就会发现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公务员岗位的数量是有限的，但考生可以投入的时间和金钱，却没有一个明确的上限。一个人花一年时间备考可能提高自己的成绩；另一个人为了不落后也投入一年。有人参加培训，其他人也可能购买课程。当越来越多考生掌握相似的应试方法，竞争未必会因此变得轻松。

对于个人来说，每一次投入都可能有意义。但从整体来看，数百万人付出的时间和金钱，并不会因为竞争更激烈，就让社会多出相应数量的公务员岗位。这笔成本不只体现在培训机构的营业收入里。它还包括一些年轻人毕业后长时间没有正式就业，家庭继续承担生活费用，以及他们暂时放弃的其他职业机会。

当然，备考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和能力并非毫无价值，进入公共部门的优秀人才也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问题是，当大量年轻人把职业发展的希望集中在少数岗位上，我们是否还应该关心，他们为什么没有选择其他道路？

在过去，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一个又一个新产业不断创造就业机会。进入企业意味着有机会获得更高收入、积累经验、实现晋升，甚至自己创业。今天的年轻人同样希望拥有这些机会。他们未必不愿意承担风险，也未必缺少进取心。只是对于一个刚毕业、缺少积蓄的年轻人来说，如果一份工作既不能提供可靠的劳动保障，也看不到清晰的成长空间，那么再动听的发展故事，都很难抵得上一份稳定的录用通知。

所以比起简单讨论年轻人是不是过于追求稳定，更重要的问题是，公共部门之外还能不能持续提供足够多有吸引力的工作。这些工作不一定都要有很高的起薪，但应该让人相信，认真工作能够获得合理的收入，积累能力能够换来职业成长，遇到行业变化也不至于轻易失去基本保障。

中国经济需要优秀的公务员，也需要优秀的工程师、研究人员、企业管理者、创业者，以及千千万万在不同岗位上创造价值的普通劳动者。如果年轻人有更多值得选择的工作，公务员仍然会是一份受人尊重的职业，但它不必承载那么多家庭对于未来稳定生活的期待。

公考培训行业的起落是观察这种变化的一个窗口。它让我们看见职业竞争能够创造庞大的商业需求，却未必能为所有参与者带来更好的结果。而考公热真正值得关心的，也不只是每年有多少人报名、多少人录用。

一个社会的活力，不仅体现在有多少优秀年轻人愿意进入公共部门，也体现在公共部门之外，还有多少值得他们选择的好工作。频道: 社会文化本内容来源于网络 原文链接，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虎嗅立场。 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 hezuo@huxiu.com，我们将及时核实并处理。正在改变与想要改变世界的人，都在 虎嗅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