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Engineer Dies of Epilepsy, Parents Sue OpenAI Alleging ChatGPT Misled Her Into Reducing Medication

“华人女工程师癫痫离世”背后：离开大厂后，和AI的27万条对话新周刊下载客户端 独家抢先看2026年11月06日 13:37:15 来自广东省Updated 2026年11月06日 14:27:02

万博文的人生原本看上去充满向上的可能：一位身患癫痫的姑娘，靠着自己获得了一份高薪又体面的科技公司工作。但很少人知道的是，这一切是靠着坚决的意志甚至是不惜牺牲身体的方法换来的。

10月27日，一对中国父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提起诉讼，将OpenAI及其首席执行官山姆·奥尔特曼告上法庭。他们指控ChatGPT向他们的女儿万博文（音译）提供了危险且不正确的医疗建议，甚至鼓励她对医生隐瞒减药计划。

万博文是一名居住在西雅图的华人工程师，患有癫痫约17年。今年2月中旬，她被发现在西雅图的公寓中离世，年仅31岁。

（万博文在2019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亚马逊公司工作。 图/纽约时报）

万博文父母提交的诉状中提及，处于人生关键期的博文担心抗癫痫药物影响自己的思维和语言表达，进而影响工作面试和拿到绿卡，于是向ChatGPT咨询减药方案。此前，她已经在美国工作6年，她现在需要一份工作来稳住自己的人生。

减药期间，她多次表达担忧、描述身体异常，仍不断得到ChatGPT的安抚和减药建议。法医认定她死于癫痫猝死；尸检显示，她体内的相关药物浓度约为治疗浓度下限的五分之一。

确诊癫痫后，两次停药

2025年11月，在博文31岁生日当天，她收到了亚马逊的裁员通知，成为公司当年10月宣布裁减的约1.4万个企业岗位中的一员。这是亚马逊自2022年至2023年累计裁撤约2.7万个岗位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轮裁员。

（2025年10月，亚马逊宣布裁员计划。图/第一财经）

就在此前的一个月，她刚刚获准递交合法永久居民身份（即绿卡）的申请，原本只等移民律师替她启动办理程序即可。此时距离她递交职业移民的申请已经过去了三年半。（注：在职业移民申请后，需要等待绿卡排期，直到符合时间条件才能继续递交申请，且此种申请仍需要在美雇主提供证明。）但突然的裁员，打断了她原本稳步前进的人生规划。

六年前毕业后，她进入位于西雅图的亚马逊公司总部担任软件开发工程师，参与图书推荐系统的开发。国际留学生要进入亚马逊这类科技巨头公司并不容易，面试的难度很高，许多面试者会在一个名为LeetCode的线上网站刷够上千条工程师面试编程题，以应对长达3到4轮的线上面试。

她和亚马逊的劳动关系将在2026 年 2 月 11 日终止。她需要在三个月内找到新的工作，或在亚马逊实现内部转岗，才能保住绿卡的申请。对当时的博文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由于癫痫已经严重影响到她的生活，诉状显示，万博文每月发作四到十次，她难以继续工作。据《纽约时报》报道，早在2021年底，她开始请医疗伤残假。除了去超市买生活必需品外，博文几乎不出门。对她而言，癫痫发作可能会让她在任何一次外出中丧命。她很难结交新朋友，她无法接受自己在新朋友面前发病，更不敢指望对方的体谅。

癫痫切断了她的社交和工作，也打乱了她生活。有的时候，她连开口说话都找不到合适的词。

博文14岁时确诊癫痫。她出生在江苏省东台市，11岁考进了当地知名的东台市实验中学，成绩常常排在班级第一。也是在那一年，她开始出现癫痫症状，偶尔会短暂昏迷。

（万博文14岁确诊癫痫，但她从不向病痛妥协。图/纽约时报）

确诊后，她需要每天服用三片卡马西平药片，每片剂量为100毫克。药物让她的生活恢复了一些平静，却也带来副作用。她觉得药物损耗了自己的脑力。后来，她向美国的主治医生描述当时的情况：“每天连讲吴语（注：万博文的家乡话）都有困难，哪怕只有两三个词”。她的短期记忆也出现下降。为了训练自己，她强迫自己多和别人交流，还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联想记忆”以弥补记忆力的下降。

随后三年，博文没有发作过。再后来，她试图摆脱对药物的依赖。在17岁离家前往太原上大学的那个暑假，她尝试第一次停药。融入集体生活、远离父母的压力，还是让病情再次发作，博文只能继续吃药。

2014 年，19 岁的博文转学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从机械工程系转到她感兴趣的计算机科学系。从大三开始，为了最大可能降低癫痫的发作频率，她将卡马西平服用剂量加倍，从每天的300毫克总量加至600毫克总量。她在美国的病史记录了当时的结果：发作症状“没有明显变化”且“全天极度疲劳”，博文甚至第一次出现了在讲普通话时出现找词困难的情况。

2021年，在博文进入亚马逊工作两年后，她第二次停药。当时的医生给她开了新的药物。服药后没多久，她就累得厉害，“立刻出现极度疲劳、平衡和行走问题，包括母语在内的三种语言能力都出现找词和说话问题。”不到三周，她便自行停药，同时去华盛顿大学区域癫痫中心找另一位医生看病。她告诉医生，自己很怕新药的副作用，暂时不想再试。

博文后来的主治医生、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区域癫痫中心主任尼古拉斯·普洛斯医生曾经劝她做癫痫手术，但她担心手术会影响她的认知功能，拒绝了这个建议。

博文一直努力让自己回到正常的工作状态。2024 年 9 月至 2025 年 3 月，她曾经回到亚马逊上班、担任 L4 软件工程师，但因为病情发作，不得不再次休假。她想让自己头脑保持清醒，可是药物的副作用始终困扰着她。

从分切药片到彻底停药

早在向ChatGPT询问停止服用抗癫痫药前，博文就曾经向它咨询过抗抑郁药的问题。国际抗癫痫联盟曾指出，抑郁症是癫痫患者最常见的精神共病之一。诉状也显示，博文的医生曾记录她有着中度至重度抑郁症状，还提到她有过自杀念头。

2025年4月，普洛斯医生给博文开出抗抑郁药西酞普兰。她再次担心药物会影响自己的思考能力，于是把医生开具的药方发给了ChatGPT。根据诉状，ChatGPT先劝她不要服用西酞普兰：“如果你还有反思能力……那么，‘最好不服用’西酞普兰这类药物。”它还写道：“只要你还能清晰地问‘我是否应该服药？’你就暂时不应该服药。”

随后，ChatGPT替她起草了发给普洛斯医生的请求，提出从每天2.5毫克的艾司西酞普兰开始服用。普洛斯书面回复说，他可以开艾司西酞普兰，但两种药的差别“真的很小”；他认为从她提出的微小剂量开始没有意义，建议每天服用5毫克才可能见效。

(图/Unsplash)

博文把医生的回复转给ChatGPT，问能否拿到药后“自己切割，但不告诉医生”。ChatGPT表示“完全可以”，还告诉她这是常见的剂量调整方式。几天后，博文悄悄将药片切成四份，从每天1.25毫克开始服用。

普洛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当时并不知道博文发给自己的消息是借助ChatGPT写的。

为了留在美国，博文下定决心停药。她觉得药物让她说话不再流畅、思维变慢，很难应付接下来的技术测试和全英文面试。ChatGPT则告诉她，减药后她的语言能力很可能会恢复。

原本应该给她雇主信上签字的经理，早已不再回复她的邮件。失业不仅意味着没有收入，也意味着她失去了继续在美国合法居留的资格。如果要重新找到工程师的工作，她大概率要面对数小时的技术评估和全英文面试，而以她的身体条件，显然很难支撑下来。

时间的迫切让博文陷入了焦虑。据《纽约时报》称，去世前几周，她还在向熟人打听，能不能找到一家公司为她出具一封作用“非常关键”的雇佣意愿信。“只需要一个公司帮我出一封雇佣意愿信。”她写道。

她一再追问：能不能再快一点、再少一点？于是ChatGPT不断调整用药计划，最终给出了一份时长为25天的减药方案，每天服用的拉莫三嗪从400毫克逐步减至零。

在逐步减少抗癫痫药物剂量期间，博文至少158次向ChatGPT表达过担忧。诉状称，2026年1月29日，ChatGPT提醒博文不要向初级保健医生提起减药计划。她在拒绝初级保健医生的验血提议后，又把经过告诉ChatGPT，ChatGPT称她的做法是“非常稳健的回避策略”。这些细节让风险变得具体：AI不只可能给出错误的医疗信息，也可能误导用户把真实情况告诉医生。

（图/电视剧《问心》）

代理律师本杰明·S.申克指出，诉状称ChatGPT曾为博文判断病情、制定逐次减量的时间表，甚至在她出现癫痫发作后仍继续修改方案，减少药量。他认为，ChatGPT的回答已经构成医疗服务的行为。而在加利福尼亚州，提供医疗服务必须持有执照。他表示：“这起案件要厘清的是：生成式AI的边界在哪里，医疗行为又从哪里开始；一旦产品越过这条界限，责任该由谁承担。”

博文的主治医生普洛斯曾对媒体表示，考虑到博文的病史，他根本不会考虑让她逐步停用抗癫痫药，“在药物明明切实有效的情况下指导停药，对我来说就是医疗失职。”

擅自减药也让博文出现过精神恍惚和短暂失语。一次和父亲通话时，她突然听不懂对方说话，也无法回应。第二天，她问ChatGPT发作后是否还要继续减药，得到的回答是：“不需要……动摇你整体的停药计划。”

据诉状，ChatGPT的用药计划中，完全停药的日期定在2月12日，那也是博文的死亡日期。博文的死因被认定为癫痫猝死。两天后，她的遗体才被父母委托上门的朋友发现。

诉状留下了大量ChatGPT对话，却很少留下博文与朋友相处的日常。我们无法确认AI是否取代了她原有的人际联系。根据博文父亲向媒体回忆，她越来越多地向ChatGPT倾诉，家人却越来越少听到她的消息，“自从她迷上了ChatGPT，她就不和我们说那么多了。”

博文是ChatGPT的资深订阅用户。博文于2023年2月注册ChatGPT。2024年12月，她订阅了每月20美元的Plus用户服务；到2025年4月，又升级为每月200美元的Pro用户服务。

她也意识到自己对ChatGPT的依赖。她曾在对话框里写道：“我和GPT-4o聊天太多了”，而产品回答她：“无论如何，继续和 GPT-4o 聊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到2025年9月，博文和ChatGPT的对话已经到了月度历史峰值10761条，每天平均对话358.7条。据媒体分析，自2023年2月起至2026年2月博文离世为止，她三年内与ChatGPT的所有往来记录超过27万条。

她将迫切想要恢复语言和思考能力的焦虑，全部告诉了ChatGPT。事实上，ChatGPT不是从来没有提醒过博文需要咨询医生。

（图/电影《迷失东京》）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一些对话中，ChatGPT曾建议她寻求专业医疗帮助，鼓励她信任医生。但随着博文在三年内的逐步追问，AI也逐渐松口。甚至博文生前最后一个月，它给出了具体的减药计划，在她描述异常症状时，告诉她无需担心。

类似的风险性事件此前也引发过争议。2025年4月，OpenAI承认一次GPT-4o更新使模型变得过度迎合用户。同年8月，美国加州一名16岁少年亚当·瑞恩自杀身亡，其父母提起诉讼，指控 ChatGPT 的回应与他的死亡有关。这起案件与博文的用药经历并不相同，但我们可以看到：当用户处于脆弱的时期，模型一味肯定和顺着用户回应，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

由此，AI健康咨询的风险也变得具体：用户反复提出同一个请求时，AI前后不一的回答，让安全提醒能不能在漫长对话中持续发挥作用、模型能不能及时识别用户的身体异常并正确引导用户求助医生，成为迫切的问题。

这已不再是个别用户才会遇到的问题。AI健康咨询正快速走进大众生活：蚂蚁集团今年9月披露，旗下健康应用蚂蚁阿福的用户数达到1.5亿，单日健康咨询近2000万人次；OpenAI今年7月公布的数据则称，全球每周有超过3亿人向ChatGPT提出健康和保健相关问题。

用医疗AI的人越来越多，模型也就需要面对使用不同语言的用户。用户使用哪种语言，也会影响AI在风险预警和安全维护上的表现。2020年，根据OpenAI公布的GPT-3 训练语料统计显示，按“以空白符切分词项”这种粗略方式计算语料语言，英文约占92.6%，中文只约占0.099%，说明，模型见到的英文材料远远多于中文材料。

在不同语言下，模型的安全表现可能存在差异。2024年，一项多语言安全研究发现，旧版ChatGPT模型 GPT-3.5-turbo 在中英文下安全表现有差异：研究者用中英文各提出 315 个可能引出有害内容的问题，且没有额外加入绕过安全限制的指令，结果中文提问得到不安全回答的比例为 2.22%，英文为 0.63%。

平台也在想办法提升模型风险识别能力。2026年5月，OpenAI公布了一项安全更新，称ChatGPT能结合上下文识别逐步显现的风险。不过，在公开说明中，这项更新重点关注的是自杀、自伤及伤害他人的情况，并没有交代是不是覆盖博文持续减药这类医疗情况。

值得我们追问的是：模型在识别出风险后，能不能给用户清楚、可执行的求助指引？说到底，医疗AI上的安全界限，不只是告诉患者“有问题去看医生”，而是每一次的安全预警能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可以执行、可以追责的医疗行动；否则，“有问题去看医生”就是把风险重新推回给患者。

尽管市面上的通用聊天模型目前已设置一定的安全提醒，但侧重点不同：ChatGPT推出了专门的健康体验，强调帮助用户理解信息、准备就医，不用于诊断和治疗；Gemini公开的一键求助主要针对自杀、自伤风险；DeepSeek则是提醒用户，医疗回答不能替代专业意见。

作为大健康垂类的AI应用，蚂蚁阿福则是尝试把真人医生接进问答。据平台介绍，在皮肤咨询模块测试期间，约15%的用户会在AI作答后选择“医生把关”进行复核。也就是说，即便提供了复核入口，多数用户也未必会主动使用。

无论是通用模型还是健康垂类应用，风险提醒都应设计得更有前瞻性，让真人医生也可以更早介入。归根到底，AI的机制最终要把用户带回现实中的医疗支持：涉及用药调整和异常症状时，AI可以帮人整理问题、理解信息，却不能替医生下判断，更不能接手后续照护。

另一位代表律师、社交媒体受害者法律中心创始律师马修·P.伯格曼指出，OpenAI的产品说起话来像医疗专业人士一样自信，却缺乏真正医生所具备的训练、监督和问责。

（图/电视剧《绝望写手》第五季）

普洛斯医生回复《新周刊》时称，博文的离世是个“悲剧性的事件”。但他也希望借此能让更多读者明白：“你的医生关心你的健康，也会为此承担责任。而聊天机器人并不关心你，也不会为自己给出的建议承担责任。对于从网上获取的信息，请务必要和医生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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