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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Nvidia's board still finds it hard to replace Jensen Huang after he admitted to an extramarital affair

HuxiuUpdated Nov 11 19:20

English text is being prepared.

AI summary

On November 8, Jensen Huang admitted to an extramarital affair and apologized. Nvidia's board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the same day, but still expressed confidence in him and his leadership team.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a flat organization in which more than 60 people report directly to Jensen Huang, the board trust accumulated from the RIVA 128 in 1997 and from the roughly ten years it took for the CUDA investment starting in 2006 to pay off, and his deep ties in communications with TSMC, top customers, and the government make the cost of replacing him too high. As of March 23, he beneficially owned about 3.58% of the shares, had no super-voting rights, and held no chairman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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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ing down why Nvidia finds it difficult to replace its CEO from three layers—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board trust,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hips—can help understand the company's governanc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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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勋承认婚内出轨后,英伟达董事会仍公开支持他;其三十余年积累的管理权威、历史战绩与内外关系,使换帅代价过高,公司短期内难有动力更换CEO。**

**要点**

**1. 扁平化组织放大黄仁勋的个人权威**

直接向他汇报者超过60人,“Top 5邮件”可直达基层,直言文化让他的判断成为工作标准;继任者需重新建立这套协调与信任。

**2. 长期胜利积累出难交接的董事会信任**

1997年绝境押注RIVA 128,2006年起投入CUDA约十年才见效,后又转向AI并收购Mellanox;持续兑现的回报使董事会愿容忍高风险投入。

**3. 低持股不妨碍其实际影响力**

截至3月23日其实益持股约3.58%,无超级投票权也无董事长头衔;但核心董事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与其共同获利,支持他也等于支持既有经营方式。

**4. 内外关系与调查现状使换帅代价过高**

家属及“英二代”已进入公司不同业务,顶级客户、台积电与政府沟通也与其深度绑定;11月8日董事会启动独立调查仍表示信心,换帅会打乱经营并增加交接不确定性。2026-11-11 11:15英伟达只能原谅黄仁勋字母榜速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字母榜 ,作者:小金牙

黄仁勋陷入丑闻,英伟达却很难换帅。

11月8日,黄仁勋承认婚内出轨并道歉。同一天,英伟达董事会在宣布启动独立调查的声明中,仍明确表示,对他及其领导团队有信心。

这份支持背后,有很现实的利益考量。三十多年来,黄仁勋一次次把自己的判断变成公司的方向,又用经营上的胜利换来更大的信任。

黄仁勋塑造了英伟达的工作方式,也让跟着他走的人获得了丰厚回报。公司越成功,这种依赖就越得到强化。

如今换掉黄仁勋,意味着让一群已经赢了很多次的人,主动放弃他们最熟悉的掌舵者。

永远别说不可能,但英伟达抛弃黄仁勋,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先说个最显而易见的:层级越少,黄仁勋越重要。

英伟达的扁平化管理,强化了黄仁勋的个人权威。公司把管理层级压得很薄,让各条业务线直接汇集到他的面前。

越多问题由他参与解决,整个组织就越习惯依靠他运转。

今年接受Lex Fridman采访时,黄仁勋说,直接向他汇报的人超过60名,几乎都来自工程领域,涵盖内存、CPU、GPU等不同方向。他不安排常规的一对一会议,而是把相关负责人叫到一起,共同讨论问题。

这与英伟达的业务密切相关。公司如今要把芯片、网络、内存和散热组合成整套计算系统,各个部分必须配合。

把人聚到一起,省去了反复传话和逐级汇报。黄仁勋则坐在各路专家中间,追问方案、协调分歧,参与决定如何取舍。各部门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他在其中的作用也更加突出。

而他获取信息的渠道,还一直通到基层。

据《英伟达之道》作者Tae Kim介绍,英伟达有一套延续多年的“Top 5邮件”制度。员工每隔一两周,把正在做的事情,或者观察到的竞争动向、新技术等写成邮件,发给团队、经理及黄仁勋能够访问的邮件组。

黄仁勋每天阅读数百封,遇到感兴趣的内容,还会直接追问员工。

而在高度扁平化的基础上,英伟达内部也形成了黄仁勋“直言不讳”的文化。即便是项目负责人,也可能在全公司面前挨训。

2011年一次全员会上,黄仁勋谈到Tegra 3芯片时,要求摄影师把镜头对准项目负责人迈克·雷菲尔德,并不断拉近。等大家看清他的脸,黄仁勋开始批评项目进展,要求他把芯片做好。

黄仁勋后来解释,他会当着众人的面给一个人反馈,因为其他人也应当从错误中学习。他还反对让管理者私下听完指示,再向团队转述,认为重要的信息,应该让相关的人同时听见。

这让他的管理方式深入公司日常。黄仁勋个人的判断标准,逐渐成为大家熟悉并遵循的工作标准。

因此,换掉黄仁勋,也意味着整个组织需要重新适应。继任者要接下大量具体事务,还得让各部门相信自己也能作出同样有效的取舍。

CEO的任命当然可以弹指间立即生效,这种信任却需要漫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建立。黄仁勋已经花了三十多年建立它。

黄仁勋在英伟达拥有一种很难交接的权力。

他能要求公司牺牲眼前的利润,为一个多年后才可能成熟的市场持续投入。董事会和员工愿意跟着他走,因为他的几次重大判断,最终改变了公司的命运。

这份信任,最早是在生死关头建立的。

1997年,英伟达的现金只够再撑约六个月。此前的NV1、NV2押错技术路线,与微软推出的DirectX不兼容,公司必须重新开发产品。按通常的流程,先制造样片,再测试、修改、重新生产,钱很可能在产品上市前就花完了。

黄仁勋和团队决定,用仿真设备提前验证设计,在尚未拿到实体样片时,就把资金押到量产上。后来推出的RIVA 128,让英伟达活了下来。

多年后,黄仁勋回忆这段经历,承认公司曾作出许多错误决定,但在最关键的时刻,连续作对了几件事。

比起一次绝境翻身,后来对CUDA的投入,更能说明黄仁勋惊人的说服力。

2006年,英伟达开始推出支持CUDA的GPU,让它们在处理图形之外,也能承担计算任务。这项投入多年没有获得足够回报,股东一度希望公司把精力放回改善盈利上。

代价几乎不可避免。芯片成本增加了,市场上却缺少相应应用,游戏玩家也不愿为额外能力多付钱。黄仁勋回忆,CUDA压低了公司的毛利。主持人问,这项投入多久才开始奏效,他回答,大约十年。

今天谈CUDA,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英伟达的竞争壁垒。当年支持它,却意味着接受一项会损伤现有业务利润、又迟迟没有大规模市场的投入。面对董事会,黄仁勋反复解释自己为什么相信这条路线。董事们最终接受了他的推理,允许公司继续投入。

到2013年,这种信任帮助英伟达迅速转向AI。

英伟达副总裁Greg Estes记得,黄仁勋曾在周五晚发邮件,宣布全面转向深度学习,到了周一,公司就已经朝AI方向行动。

在他的描述里,英伟达的战略转向快到只用了一个周末。

黄仁勋看到了机会,也有足够的权威让各部门立即调整工作,这其中就有扁平化组织的功劳。

2019年,英伟达又宣布斥资约69亿美元收购Mellanox,补上高速网络能力。大量处理器共同完成计算任务时,它们之间交换数据的效率至关重要。收购公告当时就提出,未来的数据中心需要作为一个整体计算系统来设计。

这些决策积累下来,黄仁勋在公司里的分量自然越来越重。董事会和老员工跟着他经历过投入、质疑和等待,也亲眼见过回报。下一次他提出一个大胆计划时,阻力只会更小。

黄仁勋对英伟达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他的持股比例。长期合作积累的信任,加上共同获利形成的利益关系,让他在公司里拥有了很难撼动的地位。

对于不少董事和老员工来说,支持黄仁勋,也是支持一套让自己获益多年的经营方式。

按照英伟达今年的股东文件,截至3月23日,黄仁勋实益持股约3.58%。

公司实行一股一票,他没有超级投票权,也没有董事长头衔。英伟达不设董事长,另有独立首席董事承担相应职责。

但黄仁勋的分量,明显不是持股比例可以诠释的。

如今英伟达的董事会有11人,其中几位核心董事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参与了这家公司。三十多年过去,他们亲眼看着黄仁勋把一家随时可能倒闭的小企业,带到今天的位置。

Mark Stevens就是其中之一。1993年,他参与了红杉对英伟达的早期投资。当时,红杉投入100万美元,英伟达的估值约为700万美元。他曾在2006年离开董事会,两年后又应黄仁勋邀请回来。

到2024年6月,他持有的英伟达股票,价值已经达到约50亿美元。

另一位董事Brooke Seawell在1997年加入。他后来回忆,当时的图形芯片市场竞争激烈,黄仁勋刚过30岁,创业前甚至没当过副总裁。这个起初让他心存疑虑的年轻人,后来带着公司不断成长。

到2024年6月,Seawell持有的英伟达股票价值约7亿美元。

这些经历会影响一个董事如何看待CEO。外界看到一次大胆押注,他们则会忆往昔,想起此前几次押注是怎样熬过低谷、兑现收益的。

而这种长期关系,已经延伸到下一代,形成“英二代”。

黄仁勋的女儿Madison,目前担任英伟达物理AI平台的产品及技术营销高级总监,参与推广Omniverse、Cosmos和Isaac等平台。她负责的业务,正处在英伟达向机器人和现实世界应用扩张的方向上。

他的儿子Spencer在机器人业务工作。女婿Nico Caprez则担任全球AI基础设施增长副总裁,负责与新型云服务商、数据中心运营商的联系。

黄仁勋的家庭成员,已经进入公司的不同业务环节。

黄家之外,联合创始人Chris Malachowsky的儿子也在英伟达工作,董事Aarti Shah的儿子则于2024年2月加入公司。

英伟达前公共部门业务负责人Anthony Robbins,也曾与女儿在公司共事。2025年3月,父女共同接受播客采访时,父亲刚刚退休,女儿则已入职约五个月,负责公共部门的渠道分销业务。

另一位员工Elena Lewis,在祝贺父亲退休的公开帖子里写道,父亲为英伟达工作了24年,自己有幸与他共事了其中的五年。她为自己是“第二代英伟达人”感到骄傲。帖子最后,她把自己署名为“仍留在英伟达的Lewis”。

对于员工推荐自己的孩子,黄仁勋态度开放。他认为,父母不会轻易推荐可能让自己丢脸的人选。

英伟达由此形成了一个关系稳定、彼此熟悉的群体。黄仁勋处在这些关系的中心,他的个人经历与公司的成长,早已紧密连在一起。

撤掉黄仁勋,会给英伟达增加一场经营上的风险。他在公司之外积累的关系与信用,同样很难随着一纸任命交给继任者。

重要客户的需求、核心供应商的合作,以及政府对芯片销售的态度,都紧紧围绕着黄仁勋这个核心。

2024年9月,Larry Ellison在甲骨文的金融分析师会议上,描绘过一顿颇有意思的晚餐。

他和马斯克曾在帕洛阿尔托的Nobu餐厅,与黄仁勋一起吃饭,向他争取更多GPU。Ellison甚至用“恳求”形容当时的场面,希望对方收下更多的钱,多卖一些芯片。

GPU能否及时到货,关系到客户的AI项目如何推进。顶级客户的创始人直接找他谈,说明这些重要交易已经与他个人的工作紧密相连。

供应链一端,同样有长期积累的关系。

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曾说,两人的联系始于约1997年的一封信。黄仁勋当时希望台积电为英伟达代工,坦承公司财务困难,同时承诺,产品成功后,英伟达会成为台积电的重要客户。后来,这个承诺兑现了。

双方也一起处理过生产上的难题。2024年,Blackwell芯片因设计缺陷遭遇良率问题,影响生产。黄仁勋出面承认,责任完全在英伟达,并感谢台积电帮助修复问题、恢复生产。在重要产品交付受阻时,他承担着向外界解释情况、维护合作关系的工作。

这些合作经历给他积累了信用。说句大白话,对于英伟达的一众供应商来说,黄仁勋的承诺,好使。

此外,英伟达的生意越来越受到政策影响,CEO还得直接参与市场准入的沟通。

2025年7月,英伟达官方披露,黄仁勋赴华盛顿会见特朗普。同月,公司宣布,正在申请恢复H20销售,并获得美国将发放许可的保证。

因此,董事会需要考虑的,是谁能同时接下公司内外的这些事务,以及交接期间会付出什么代价。

11月8日,英伟达董事会宣布启动独立调查,同时明确表示,对黄仁勋及其领导团队有信心。特朗普随后也表示相信他的解释,并提到FBI正在调查。

目前看不到任何相关方严肃考虑“抛弃”黄仁勋的迹象。

对董事会而言,换帅必须有助于解决公司的问题。眼下,撤掉黄仁勋,意味着先打乱一套运转多年的经营安排,再承担交接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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