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评论：AI无照行医，责任不能无人认领

有的人过于相信AI。根据报道，31岁的美国华人女工程师万博雯（Bowen Wan，音译），身患癫痫却依赖OpenAI帮她制订减药表。她曾158次向ChatGPT表达对减药的担忧（该数字来自原告起诉状），得到的回复却是一次次地“继续减下去”。最终，她被发现倒在美国西雅图的公寓里，死因是癫痫猝死，而她体内抗癫痫药浓度只剩治疗下限的五分之一。当地时间10月27日，她的父母把OpenAI告上法庭，指控它“无照行医”。

有的人则对AI完全不信任。10月28日，江苏徐州一名网友发视频称，他带家人前往当地医院就诊，却遇到医生疑似使用AI工具“豆包”查新药能不能用，家属当场拒绝处方：“豆包说可以吃，他就准备开药了，我肯定不敢拿这个药。”虽然院方随后澄清，医生只是查证，发现不合适后当天并未开药，但“医生能不能用AI”已经冲上热搜。一项针对528名医生的调研显示，98.5%的人在过去三个月用过AI，81.4%用过豆包。AI进诊室，早已不是“要不要”，而是“怎么用、谁说了算”。

AI提高效率的一面是真实的，在临床实践中，已经有不少正向场景，有医生用AI查降压药说明书，纠正了患者“空腹服用”的认知盲区；有医生把疑难病例输进AI，它给出的排查方向里，藏着最终确诊的Leber遗传性视神经病；还有患者把“打鼾、白天嗜睡”告诉AI，被建议挂睡眠门诊，真查出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些场景里，AI像一台“超级检索器”，帮医生查漏补缺，帮患者把话说清。

但风险的一面同样不容忽视。《自然·医学》的研究发现，ChatGPT Health对52%的明确急症低估了紧急程度，把该送急诊的病例劝回家。比答错更隐蔽的风险，是依赖——AI让“自己查”变得太容易，“问医生”这个动作就被悄悄省掉。万博雯的悲剧，起点正是把AI当成了能替代医生的“随身顾问”。

这中间藏着一个矛盾：同样的AI，出自医生之手，患者觉得是“敷衍”；出自自己之手，患者觉得是“权威”。同一个AI，既纵容患者减药，又让患者怀疑医生。这种“信任的双重标准”，背后是AI给普通人的一种幻觉——专业知识可以免费获取，我也可以查、我也能懂。它用永远笃定、永不反驳的口吻，让没有医学基础的人，误以为自己拥有了和医生对等的信息权。于是天平悄悄颠倒：过去是“听医生的”，如今是“我查过了”。更麻烦的是，一旦AI与医生意见相左，患者的不满会不成比例地砸向医生，医生得为一场自己并未参与的分歧反复“自证”。医患信任，成了AI进诊室后最先被消耗的东西。

把上述案例放在一起看，会看清同一条逻辑链，AI以一个“无所不能、永不犯错”的姿态介入医患之间，既能架空医生的判断，也能架空患者的信任，唯独不承担任何责任。减药致死，AI无责；医生用AI被质疑，AI无责；患者误信AI贻误病情，AI还是无责。真正扛下后果的，始终是那个倒在公寓里的女孩、那个被拒绝处方的医生、那个被耽误的患者。

AI当然可以是好助手，查文献、说人话，它比翻药典快得多。但助手和裁判是两码事。当它开始替人做决定、当它成了患者心中比医生更“权威”的存在，它就不再是工具，而是一个没有执照的医生、一个没有肩膀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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